薪火相传、赓续初心，上医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医学人才，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无论在哪里，在什么岗位，一代代上医校友都始终牢记“为人群服务、为强国奋斗”的上医精神，为母校争光添彩，不辱使命。复旦上医推出一批优秀校友故事，希望他们的事迹和精神，能令后来者有所启发和感悟。今天刊发的是1938届校友吴之理、章央芬的故事，这对从上医校园走出的伉俪携手同赴国难、救死扶伤，成就一段佳话。
一份炮火硝烟中缔结的爱情之约
2004年冬季的一天，住进北京301医院接受检查的著名医学专家吴之理得知一个不祥的消息：他的胃部肿块在进行病理切片检查后证实是恶性肿瘤。
吴之理当了一辈子外科医生，因此，听到自己患胃癌的消息时，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刻手术。但焦急的家人反复商量的结果是：放弃手术，让他毫无痛苦地度过余生。是啊，他今年已经90岁了，谁也不知道他的生命之灯还可以燃多久，那么让他一如既往快乐地活着吧。
他的夫人章央芬打来了电话，对他说：“回家来吧，让我陪着你。”吴之理镇定地走出了病房，他下意识抬头望了眼天空，不由微笑了一下。当年在朝鲜战场，他连美国人的飞机轰炸都不怕，冒着枪林弹雨救了多少志愿军伤员啊，现在不过是得了一个肿瘤而已，有什么好怕的？早在20年前，他就已经得过一次癌症，不是也好好地活到现在了吗？就让那个瘤子长着好了，从现在开始，他要与癌症展开又一场竞赛了。
夫人正在家里急切地等着他，一向遇事果断，从不惊慌的她，此时眼神里也有了一丝不安。两人在沙发上并排坐下时，章央芬轻轻拍拍他的手背，安慰他说：“你什么都不要想，安心做你该做的事情。你肯定会好的。”他也就顺势点点头，用他一贯爽朗的语调说：“我知道我会好的，你不用担心。”但其实，他们两人都是医生，对于得了癌症的后果，两人都再清楚不过了，更何况吴之理还是90岁的高龄。他们的话都不过是想安慰对方罢了。
此刻，如果手里有一把四弦琴该多好。年轻时的吴之理弹得一手好琴，他最爱弹的那首英文曲子，此刻又浮现在脑海里：
"Darling I am growing old"
亲爱的我已经在衰老了，
金发里有了银丝，
它的光亮照在我的额头，
生命在渐渐地消失
……
生命会消失吗？不会的，至少现在不会，吴之理想。他站起来，在客厅里转悠着。他总觉得好像还有什么事没有完成。他走进了书房，打开了电脑。还有几天就是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他答应给一本杂志写一篇纪念文章。但似乎不是这件事。最后，他在书柜前站住了。目光定格在一本厚厚的足有几十万字的书上，他从里边抽了出来。那是他和夫人以结集的形式出版的他们各自的自传，书名分别叫做《一个军医的自述》和《自豪的回忆》。吴之理的眼眶有些湿润起来。一直跟在他身后的章央芬轻轻抚摸了一下他的肩。他转过身来，目光盯在爱人的脸上，就犹如年轻时一样热辣辣的。是的，他想起来了，他和爱人之间还有一个约定没有最后完成。那是一个关于爱，关于信仰，关于人生的约定。它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
投笔从戎，同赴国难书传奇
20世纪30年代初，正是中华民族处于最黑暗的年代，“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中国的国土。山河沦落，民不聊生。
在位于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的一所医学院里，迎来了它改新制后的第一期学生。这个班共有25人，除了两名女同学外，其余23人全部是男生。吴之理和章央芬就在其中。
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两个年轻人深深相爱了。为了爱情永不变色，两个人订立了一份“爱情公约”。这份关于爱情的约定共有4条：第一，两人之间绝对平等，将来生了孩子，第一个姓女方的姓。第二，女方经济独立，绝不做男方的附属品。第三，必须爱国抗日，不做亡国奴。第四，相互信任，绝不欺骗对方。
他们也许当初不会想到，因为这样一份约定，他们从此走上了一条和他们的许多同龄人都绝不相同的道路。
1937年初夏，临近毕业的吴之理和章央芬双双到南京实习，吴之理在鼓楼医院，章央芬在中央医院。然而，仅仅几天之后，举世震惊的“七·七”事变爆发了。紧跟着，8月13日，日军又开始进攻上海。国民党19路军在前线浴血奋战，伤兵一批批送到南京。中央医院改为伤兵医院。章央芬终于实现了学医抗日的理想，心情格外激动，夜以继日地参与救护伤员。吴之理内心十分着急，迫切希望自己也能够有机会报效国家。10月份，战事吃紧，南京告急。中央医院接到命令，全部撤退到汉口。章央芬给吴之理送去3张船票。10月26日，当他们登上长江轮时，看到几百名伤兵也急切地要上船，好多人却被宪兵推下了长江。看到这些在淞沪之战中为国家流过血的伤兵遭遇如此下场，吴之理和章央芬内心十分悲愤。
到达汉口后，吴之理和同船到达汉口的另外两名男生郑廼光、戎和卿加入红十字会救护队，进入了国民党第一重伤医院工作。章央芬则随中央医院继续转移到长沙。两个年轻人虽然如此渴望用医术献身国家，但是他们却痛恨战争。因为他们看到了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战争也给两个热恋中的青年带来了生离死别的痛苦。他们不知道，汉口一别，还能否再相见。在国民党重伤医院，年轻的吴之理在用自己的技术为伤员服务，履行一个医生救死扶伤职责的同时，也在思考着今后的出路。他希望找一条能够真正实现自己救国理想的道路。急需医务人员的国民党军医处长邀请吴之理和郑廼戎、戎和卿去宜昌军医院，担任少校军医，许诺月俸135元。但吴之理3人都没有应。因为他们在重伤医院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作为富有正义感的国知识青年，怎可与之同流合污？
此时，新四军军医处长沈其振来到了汉口，为即将成立的新四军招募医务员。他在红十字会救护队的名单上看到了吴之理等3个人的名字。遂找到了伤医院，邀请几人去新四军工作。
当时吴之理对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还毫无认识，只知道共产党在敌后打游击，知道叶挺是北伐名将。他跟随沈其振拜见了当时正在汉口的叶挺军长。他热情地对吴之理侃侃而谈，表达了共产党抗日的决心，以及对吴之理这样的年轻知识分子愿意献身革命的赞赏。吴之理被叶军长的人格魅力折服了，当即表明了参加新四军的决心。
1938年1月1日，吴之理坐上了新四军包的一条船去南昌。同船的有项英、张云逸、周子昆、赖传珠、袁国平、宋裕和等新四军首长。1月6日，新四军在南昌的三眼井召开成立大会。吴之理看到了新四军军风威武，军纪严明，感觉异常振奋。为自己能够参加到这支队伍中来而自豪。他迫切希望恋人也能到新四军来，到自己身边来。刚成立的新四军急需医务人员，首长同意了吴之理的要求。他兴奋地连夜乘车亲自去长沙将章央芬接到了南昌。
一对年轻人在军队会合了，他们的关系也从同学、恋人变成了一对战友。那个春天，留在他们记忆中的是一份永远的骄傲，他们正式穿上军装，成为新四军的一名战士，跟随部队奔赴抗日前线。
如今，他们是要真正开始履行诺言了，他们的人生与爱情将从此在战场上经受一场血与火的特别考验。
在新四军，吴之理担任军医处的药材科长兼任外科医生，经常出没敌占区为新四军采购药材。章央芬则担任前方医院的内科医生。新四军的条件异常艰苦，国民党三战区每月只给新四军八万元，战士每人每天只有八分钱的伙食费，但新四军却给予了包括吴之理、章央芬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特殊照顾，每月有40~100元的津贴，比军首长还要高出几倍。
吴之理与章央芬内心充满感激之情，他们不再去关注个人的命运前途，也放弃了花前月下的浪漫，全身心投入到了火热的战斗生活中。
章央芬是当年新四军中第一位女军医，美国著名进步女记者史沫特莱曾经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一书里详细记述过这位“勤勤恳恳为伤病员服务”的“Doctor章”。
共同的理想使吴之理和章央芬之间的感情已经无法分割。1941年12月29日，这对相恋8年，并经历了战火洗礼的恋人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救死扶伤，携手并肩传佳话
婚后不久，夫妇二人即返回了抗日前线，吴之理被派往新四军三师担任卫生部长，章央芬任医务主任。
当年在苏北的盐阜区根据地，从士兵到老乡，无人不知“吴部长”和“章大夫”的大名。因为他们不但是一对恩爱的夫妻，还是来自于大城市的医术高超的医生。他们感情上相互关心，工作上配合默契，只要有伤病员的地方，都会看到他们夫妇俩的身影。在当时医疗条件落后的情况下，他们亲手为无数病人治好了病，被人们誉为“神医”。
有一次，一名患阑尾炎已经穿孔的病人被送到师部医院。在当时，阑尾炎是很严重的病，患者经常会因患此病而死亡。吴之理一边派人飞马向师首长报告，一边准备手术。在得到同意手术的命令后，即刻果断开刀处置。手术很成功，病人几天后即病愈归队。师长黄克诚知道后高兴得到处宣传，说：“吴之理不简单，会开肚子！”
有一名当地的老乡被土匪打伤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人已经快不行了。老乡们把他抬到了新四军驻地。吴之理亲手给他开刀，缝合了6处肠道破口，把人救活了。
还有一名营长腿部受伤导致骨髓炎，久治不愈。吴之理为他做了舟形手术，彻底治愈了他的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位营长成为山西省军区司令员。
三师的卫生工作在吴之理的领导下卓有成效，他创办了《先锋医务》杂志，为三师培训了大批业务骨干。在整个八路军和新四军中首创了伤员早期手术后送医院治疗的概念。1945年9月解放淮阴时，三师的千余名伤员两小时内全部入院，三天内全部手术完毕，伤死率仅为2. 5%。
当年的苏北流行黑热病，造成大批病人死亡。人们无钱医治，只有用跳大神等巫术来救命。在师首长的指示下，三师专门成立了黑热病疗养所，设了40张病床。擅长内科的章央芬每天上午在师医院为官兵们看病，下午则骑马到黑热病疗养所出诊。在1年多时间内，这个疗养所共治愈了上千名病人。乡亲们感激涕零地跪在章央芬和其他医护人员面前谢恩。时隔46年，吴之理和章央芬又回到当年设立黑热病疗养所的盐阜区四甲陈村和小杨庄看望，村里几名老人脱口就喊出了“吴部长”、“章大夫”。
吴之理和章央芬这一对年轻的知识分子，怀揣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并肩走上战场，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跟着部队从苏北战场到东北战场，一直迎来了全国解放。
原本只是出于一种正义感而投身军队的吴之理，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并且终身成为一名军医。从新四军三师的卫生部长到东北军区的卫生部长，从志愿军的卫生部长再到空军的卫生部长，直至最后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一生服务于军队医务界，再也没有脱下过军装。而章央芬也一生实践着她和丈夫相互的承诺，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解放初期，她由于工作需要，转业从事医学教育事业，先后任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妇婴学院院长，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儿科系，后调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培养的学生遍及世界各地，成为一名杰出的女教育家。曾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无私忘我，人间大爱写诗篇
凡是在吴之理和章央芬身边工作与生活过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这是一对充满了独特人格魅力的夫妻。他们虽然身居高位，却性格开朗豁达，处世胸襟坦荡，为人真诚友善。这使他们的家庭也充满温馨，极具亲和力，每个走近他们的人都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博爱的伟大力量。
1954年，吴之理抗美援朝归国后，从志愿军卫生部长一职调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担任第一任校长。他坚决执行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对老教授们尊崇备至，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生活待遇。专门为他们修建了每套六间、安装有煤气的教授宿舍，取名“兰花村”。并且“三顾茅庐”，他亲自将李宝实、屠开元、马永江、林文秉、李瑞琳、胡志远等一大批知名教授恭恭敬敬地请进PG电子任教，为二军大的发展建设积蓄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而章央芬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几十年里，更是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把她的爱无私地给予了她的学生们。
每到元旦，两位老人的客厅里都会出现这样一幕：上百个贺卡，一排排用绳子穿起来挂在墙上，其势颇为壮观。那全是章央芬的学生们从世界各地寄给他们衷心爱戴的教育长的。在章央芬的卧室兼书房里，所有的抽屉都装满了这样的贺卡，足有成千上万张。那些抽屉里，还一叠叠摞着学生们的来信。那些信所有的抬头一律是“亲爱的教育长”，而落款又大多是“您的不长进的学生”。坐拥在这数以万计的贺卡和来信中，章央芬感觉到了莫大的安慰，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作为父母，两个人对待3个儿子自然是疼爱有加，两人扮演的是慈父严母的角色。初去他们家的客人都会奇怪，怎么3个孩子不叫吴之理“爸爸”，却常常直呼其名？他们不知道，在儿子的眼里，爸爸其实是他们的又一个兄弟。妈妈呢？妈妈是他们心目中善良圣洁的“女神”。
章央芬的两个儿子都生于战争年代。为了躲避敌军的大扫荡，新四军医院经常搬家，章央芬带着儿子们东奔西跑。把全部的母爱给了两个孩子。老大1岁时患急性阑尾炎，是他们夫妻俩亲手给儿子做了手术。1946年初，他们的二儿子患了胎儿睾丸癌。按照当时的资料记载，这种病的死亡率是100%.治疗方法只有深度X线照射。但刚1岁的儿子不肯老实接受治疗。章央芬不顾家人和同行们的劝阻，毅然抱着儿子每天接受两次X线照射，共治疗了40次，直到儿子病愈。
但是章央芬在孩子的教育上却是有原则的。她严格要求孩子决不搞特殊化。3个儿子从小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都是老大传老二，老二传老三。件件衣服都打着补丁，这样的穿着在外边没人想到他们竟然是高干子弟。但对待孩子的业余爱好，她和吴之理却高度民主，为孩子才能及品格的塑造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3个儿子跟着爱好广泛的父亲学习游泳、踢球、摄影。老大、老二分别参加了上海市少年宫的无线电小组和航模小组。兄弟俩还一起参与了中国第一个机器人的制作。老二和老三还跟着爸爸学会了拉手风琴。
在父母开明、淳朴家风的熏陶下，3个儿子个个才华横溢，事业有成。
夫妇两人爱自己的孩子，也善待周围的每一个人，看到谁有困难，便会无偿资助人家。
岁月悠悠，两个人从少年走到了垂暮，从青丝走到了白头，一起走过了70年漫长岁月。吴之理和章央芬非常欣慰，因为他们忠实地履行了一个约定，那个关于爱，关于信仰，关于人生的约定。
(本文节选自吴合主编《上医人的足迹——部分上医校友给母校的汇报》一书。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