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1936年出生于上海，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前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宁波诺丁汉大PG电子长。
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1987-2001）、复旦大PG电子长（1993-1999）、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2001-2012），是享誉世界的中国当代著名核物理学家和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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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的教导，要念书、要诚实
陈志文：您上世纪50年代进入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那时候能上大学的人非常少。我们了解到，您的家乡宁波镇海走出过30位两院院士。您的家庭里也出了您和您三哥杨福愉两位院士，这是否与您的家庭教育有一些关系？
杨福家：我一共有八个兄弟姐妹，大哥过世得早，我没有见过，我是最小的。我父亲做生意，开始时家里比较宽裕，他过世后，家里就比较艰难了。但他严令下来一句话，再穷也要尽一切力量让我们念书。
陈志文：这很重要，一般家庭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要解决孩子的生存问题。
杨福家：父亲的两个教育理念让我印象深刻，第一是要念书，第二是要诚实，再穷也不能欺骗。这也是家庭对我最重要的两个影响。但其实，一个人的成长是要靠机遇的，不是自己或者家庭能完全决定。
我初中的时候很调皮，有一次把一根粉笔放在了黑板擦里，老师擦黑板时就越擦越脏。问是谁干的，我举手说是我干的。因为这件事，我被PG电子退学了，后来又辗转了几所学校。之后我很幸运考到了格致中学，格致中学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刚去的时候，成绩不是太好。有一次，老师组织我们念了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有一段话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段话引导了我思考，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该干什么？是要努力奋斗。
所谓学问，就是学习问问题
陈志文：当初上大学时，您为什么会选择物理？
杨福家：在中学时，我就觉得物理很有趣。考大学时，人家说物理系不好考，但我兴趣在这里，就想试试看，最终考上了。格致中学给了我足够的基础。
陈志文：您当时最心仪哪一所大学？
杨福家：北大比较有名，但人家劝我北大太难考了，家里人也不太赞成，觉得我还是在上海比较好。最后我还是留在了上海。实际上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对我的一生非常重要，改变了我对很多东西的认识。
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本来是没有名气的，1952年院系调整后，很多有名的教师全都过来了。在复旦我意识到，在大学里上大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小班课。当时复旦的小班课是习题课，由助教来带，给同学们解答问题，同时也出一些习题给同学们做。
杨福家 中国教育在线/摄
陈志文：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杨福家：复旦给了我很牢固的基础。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很有名的教授。比如，一年级讲普通物理学的王福山教授，二年级的周同庆教授，讲数学物理方法的王恒守教授，还有卢鹤绂教授等。
卢先生对我的一生影响也很大。四年级的时候他给我们上课，鼓励大家提问题，启发我们独立思考。有一次上课时，我提出来他一个公式写的不太妥当，他说回去再查一下。后来，他请我到他家里说，你讲的是对的，下次上课我会纠正，一点儿都没生气。这就是大师风范。
他也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给我出的题目非常难，最后我没有做出来。后来其他科学家做出来了，而且拿了奖。但卢先生说，做了这个题目，对你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陈志文：您怎么评价复旦？您觉得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的特质是什么？
杨福家：第一，复旦的老师特别好，讲课讲的非常精彩。如上所述，院系调整后，复旦来了许多杰出教师。带我们习题课的助教们也非常好，好多人后来都成为了教授。
第二，复旦的治学精神非常好。“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是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的校训。我最欣赏的是每一句话中的第二个字，博学的学，切问的问。学问、学问，是学习问问题，而不是学习答问题。
图源：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官博
陈志文：其实，只有学习过、思考过才会有问题。这与我们过去注重知识传授是很不一样的。
您有一段很特殊的出国经历。1963年您去丹麦访学，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有的，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杨福家：这要感谢邓小平。建国后，中国留学生一般都派往苏联，我哥哥就是在苏联拿的博士学位。在中苏关系破裂后，邓小平同志就讲了一句话“往西方派”。现在听起来很自然，但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我被选拔为第一批派往西方的候选人，集中到北京进行英语培训。一开始许国璋考我们英语，结果没有一个人及格。他说，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英语考试，不要说半年，两年能通过就不错了。后来我同来自北京大学的陈佳洱讲，我们的英文不见得就像他说的那么差，我俩约定从第二天起就只讲英文，不讲中文。最后，我们两个都通过了，我去了丹麦，他去了英国。这个机会应该说是邓小平给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陈志文：在丹麦的两年里，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杨福家：我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所以经常连夜做实验。玻尔实验室的分工很明确。有一次我要熬夜做实验，担心仪器坏了没办法修。管仪器的同事就给我准备了6台。
我在丹麦玻尔实验室的第一年主要是与丹麦人Per Rex Christensen合作，做出了很多成果，得到了玻尔教授的认可，邀请我又延长了一年在丹麦的时间。玻尔教授也非常鼓励我们提问。
第二年有位美国科学家提出想加入我们。我报告给了大使馆，大使馆同意了。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放弃了在合作成果上署名，那位美国科学家非常感动，他觉得主要工作是我做的。这件事也为我以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任职于美国武器研究院，后来主动向我发出了访问邀请，促成了中国代表团对美国武器研究院的两次访问。
1983年的那一次，氢弹之父于敏也去了，那也是他唯一一次出国。我们一共去了6个人，他们有60个人陪同。美国武器研究所里有一个基础研究部。我一开始很奇怪，做基础研究的人又不搞武器，为什么要请他们。后来了解到，在基础研究部的科学家可以搞自己的基础研究，唯一的要求就是在讨论武器时得听着。这也就是美国武器研究所的高明之处。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提出来的意见，搞武器的人是提不出来的，这些意见能从根本上提高武器的性能。
陈志文：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理工结合。没有很好的理科，就很难有好的工科。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特色办学之路
陈志文：您是解放后第一批派往西方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担任英国皇家特许大PG电子长的中国人。能否给我讲述一下其中的一些故事？
杨福家：1999年我辞去复旦大PG电子长职务后，香港大学和英国诺丁汉大学分别授予了我名誉博士学位。我当时没有想到，在2000年底，英国诺丁汉大学邀请我做校长。经过协商洽谈，我接任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一职。
陈志文：在2004年，您又创造了一个第一，推动建立了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初衷是什么？
杨福家：说来也巧，我在英国当校长，在为英国服务的同时，也想为中国服务。恰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于2003年颁布了，从法律的层面为中外合作大学的举办创造了环境。万里集团的董事长徐亚芬也在这时候找到了我，我们一拍即合，开始筹办宁波诺丁汉大学。
来源：宁波诺丁汉大学官博
陈志文：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学生培养上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杨福家：宁波诺丁汉大学将英国的一些方式方法移植了过来。比如采取“小班化”教学，每个班只有15个同学，一个都不能多，老师讲5到10分钟，接下来是学生讨论。老师并不在意学生的答案，而是看学生的思路对不对，然后给学生很多参考书目，让他们自己去读。
陈志文：当时，宁波诺丁汉大学是想在国内建立一所以英国教育方式为主的高等PG电子，是吗？
杨福家：对，但我们有更多的创造性。即便是英国也没完全做到“小班化教学”，我们做到了。
当然这种办学模式一开始也有阻力，学生家长有很多意见，认为宁诺的学费比其他PG电子高那么多，怎么不上课，讨论讨论就结束了。后来，他们慢慢认识到了这种方式的好处，引导学生问问题，进行独立思考。
陈志文：在创办初期，您能想到十几年后，宁波诺丁汉大学成为了一所口碑这么好的PG电子吗？
杨福家：应该说是没有想到。但话说回来，能办成这样是必然的。一方面学生们很珍惜这个机会；另一方面PG电子引导学生去独立思考，自觉地去找知识，懂得了提问题的重要性。
陈志文：您怎么评价宁波诺丁汉大学？特点是什么？
杨福家：评价一所大学好不好，要看进来的学生和出去的学生。进来的学生越来越好，PG电子越来越难考，出去的学生也就越来越好。什么叫好？要么是去非常好的大学深造，要么是去非常好的企业工作。我看到2015年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毕业生去向表，特别好，就送到了刘延东副总理那里。后来她跟我讲，你们学校确实与众不同，培养的人都很优秀。
陈志文：您对中外合作办学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意见？
杨福家：现在中外合作大学越来越多了，比如宁波诺丁汉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等。层次越来越高，办的越来越好，对此，我是充满期待的。
本科教育是重塑学生价值观的关键
陈志文：您怎么看待本科教育对于学生的影响？
杨福家：在本科阶段，学生的人生观还没有形成。因此，大学对他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是再次塑造的过程。本科教育最主要的目标是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平衡发展，使学生具备开放而全面的视野，以及均衡发展的人格，做人第一、学问第二。
陈志文：您在复旦时曾颁布了一项措施，对学生作弊的行为实施退学。坦率地讲，对于此事社会上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当时您顶着压力做这件事是基于什么考虑？
杨福家：如果一所PG电子不能抵制作弊风，是不可能办好的。在第一批退学的学生里有一位来自我母校格致中学的毕业生。我当时很痛心，但一样开除了。后来，我与格致中学的校长讲了这事，他完全同意。
陈志文：作弊在英美高校是严令禁止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做人问题。
杨福家：是的。
杨福家（右） 陈志文（左）中国教育在线/摄
陈志文：现在中国高校长期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您怎么看？
杨福家：从我开始做校长时就认为，教授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把教学搞好，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科学研究。教学是教授的本职工作，科学研究是教授自己要做的事情。我相信，有能力的人，一定可以两者兼顾。如果不搞研究，就没有更多新的东西，教学也是教不好的。一流的教授，一定是教学科研并重的。
陈志文：您的专业是物理，但您也特别强调人文修养，为什么？
杨福家：因为慢慢地，我觉得人文和科技是分不开的，是密切相关的。
高等教育要鼓励各类型院校共同发展
陈志文：您觉得中国高等教育这几十年发展得怎么样？
杨福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社会培养了很多人才，从这个方面讲，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是巨大的。现在各行各业第一线的人，基本上都是中国大学培养的。
陈志文：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还有怎样的建议？
杨福家：一是，我觉得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对不同类型的高校（研究型大学、一般性大学、职业高校）有不同的评价体系，要鼓励各类高等院校的发展。比如，宁波诺丁汉大学，我提出来它的定位是一般性大学，而不是研究型大学，定位清晰了，事情就好做了。
此外，现在社会上对职业教育还有偏见，认为只有能力差、不好管教的人才上职业院校，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尊重职业教育，尊重孩子们的职业发展规划。我在美国的侄女，她的女儿成绩优异，可以上名校，但她遵循自己的意愿读了烹饪PG电子，专做艺术蛋糕，最终也实现了人生理想和价值。所以，高等教育应该鼓励多元评价体系，消除区别待遇。
二是，我觉得国内的校长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是非常不妥当的。我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做了十二年校长，而中国校长一般是最多做两届。校长可以一直做下去，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更多的思考。不同校长有不同的治校理念，如果校长换的比较频繁，PG电子发展的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
陈志文：也就是说，您觉得校长还是要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段里，对PG电子进行治理。
杨福家：只有做校长的时间长了，他才有底气。现在我们很多大学的校长是副部级的。我完全赞成给他们副部级待遇，但不能当作副部级管理。
陈志文：您曾担任过中外三所高校的校长，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英国诺丁汉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给您带来的不同感受是什么？
杨福家：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如何对待学生的。我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当校长时，唯一不能请假的事情是毕业典礼。英国诺丁汉大学毕业典礼要开9天，宁波诺丁汉大学每年有六场毕业典礼。对我来讲，是很累。但对学生们来说，这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我很惭愧，在担任复旦大PG电子长时没有做到。
陈志文：现在英国很多PG电子对于学位证书的授予都很隆重，仪式、着装等要求都很严格。
杨福家：对，我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一定要穿上最珍贵的校长袍，还有PG电子里唯一一顶金边帽子。我一定要亲自为每一位学生颁发证书，并送上祝福。
陈志文：最后，如果让您对自己做一个总结，您觉得自己的特点是什么？
杨福家：追求卓越，这是我的人生追求。我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追求卓越》。我认为，做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就认真去做，尽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
中国教育在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