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我们理解和诠释乡村振兴打开了新视野。
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崭新定义，赋予其典范价值和世界意义。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既体现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譬如市场化改革、重视教育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譬如渐进式改革、政策试点、注重中长期规划、兼顾效率与公平，最为根本的特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在一个超大规模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这无疑是一个世界级难题，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仅仅实现了总量和均值意义上的富裕，北欧福利国家也只是实现中小规模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致力于实现“共富”。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都是在努力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前者基本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后者正在逐步缓解相对贫困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绝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而是要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只有实现这一目标，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全面超越，才是人类文明新形态。
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要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必经之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独特性就在于其巨大的规模：从地域上看，中国幅员辽阔，沿海地区、中西部的自然禀赋差异巨大。从人口上看，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数超过1亿。在一个规模巨大的社会实现共同富裕，难度可想而知。
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解决城乡差距是当务之急。在收入层面，到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已达到3.3。得益于精准扶贫等“益贫式公共政策”，近10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2017年收入倍差仍高达2.7。在公共服务层面，城乡差距同样巨大，城乡不平衡的最突出表现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这种不均衡表现在资源布局、能力提供和服务质量上，主要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仍然是制约乡村发展的显著短板。
近年来，我们看到一个可喜的变化，就是城乡的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在迅速缩小。2020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6.9%，比城镇居民高3.4个百分点。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切实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从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加强农村社会保障、改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并逐步取得实效。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乡村振兴之所以能够有效促进共同富裕，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市场的“无形之手”效率优先，政府的“有形之手”注重公平，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是我们国家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因为这能够凝聚人心、汇聚民智。
乡村振兴需要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作用，综合运用规划引导、体制创新、市场配置资源、政策扶持等手段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乡村振兴需要城乡融合发展。要积极推动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优先于资本的增殖。具体而言，这里的“人”既包括村民，也包括专业人才。乡村振兴要优先保障村民的利益，通过土地入股分红、租金、工资等多元化收入使村民富起来，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要吸纳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专业人才，通过人力资本的集聚带动农村的产业聚集与产业升级。
其次，乡村振兴需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通过市场机制，引导生产要素流向乡村和农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通过再分配机制，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比重，逐步将户籍与社会保障脱钩，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加大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公益机制，鼓励企业和个人进行慈善捐赠，缩小各阶层的收入差距。
最后，乡村振兴需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农民的积极性。乡村振兴不可能有一个统一模式，需要处理好“一”和“多”的关系。所谓“一”就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顶层设计，所谓“多”就是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和村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譬如，上海市奉贤区在农民“离房不失房、离地不失地”的前提下，引进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盘活闲置农户宅基地、低效集体建设用地和承包地，将闲散农村资产资源股权化、证券化。同时，引进中小企业总部，用“租金+股金+薪金”三大收益手段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作者为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