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区域变迁中，上海始终是中心。
近代中国的各个时期，各地区都有自己的金融中心，地区性的金融中心也会发生变迁，如20世纪30年代东北的金融中心从大连北移至长春。但梳理20世纪上半叶全国性金融中心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变迁，会看到这一变迁的基本轨迹是：上海→北京与天津→上海→重庆→上海。这种变迁在世界近现代金融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中心既有位于首都的（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日本的东京等），也有位于其他城市的（如美国的纽约、德国的法兰克福、瑞士的苏黎世等），但一经形成、确立后，便不复有重大的区域间变迁。
北京的金融历程：清末明初，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一度是金融中心。1905年户部银行设立，独享国家银行的基本特权。户部银行开办之初，股本为库平银400万两。1908年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后，股本总额增至1000万两(官商各半)，居国内各华资银行之首。同年，清政府邮传部所办的交通银行在北京正式开业。该行股本为500万两(其中官股200万两)，除经办轮、路、电、邮四政所属各局所的存款、汇兑、拆借等业务外，还承做普通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在资力和业务总额方面，交通银行是仅次于大清银行的第二大银行。1910年，官办北洋保商银行成立开业。1912年8月，中国银行总行开业（上海中国银行则改称分行），次年4月经参议院议决通过的《中国银行则例》明确规定：“中国银行设总行于中央政府所在地。”1912年5月，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度停业的交通银行经整理后复业，总行设于北京。1918年6月，正式开业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是中国第一家经中央政府批准的华资证券交易所，起初主要买卖中国、交通两行的京钞。至1923年，有23家华资银行的总行设在北京，天津则有40家华资银行。
上海的金融历程：上海1843年开埠后，很快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口岸，进而又成为全国最大的内贸口岸。贸易地位的上升，直接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上海金融地位的崛起。
1847年，英商丽如银行在上海设分行，上海外商银行迅速增加。1891年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所西商上海股份公所成立。1897年5月，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业，此后几年里，又有信成、四明、裕商等银行设立。至1911年，外商银行达27家。上海虽然不是全国政治中心，但随着社会变迁成为了近代中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1927年4月初，当宋子文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来上海接收江浙财政，确定在上海筹设中央银行，选定外滩15号原道胜银行旧址为中央银行行址。1927年底，最终决定把中央银行设于上海。1928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总管理处和总行从北京移至上海，并增加官股，指派官股董事监事，分别改组为国民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和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1928年10月，交通银行宣布：该行“总管理处，原在北平，兹因国都设宁后，内务公务，诸多不便，特将北平总管理处迁入沪行。此后对外一应公务，均由沪行总管理处办理。”1928年10月5日，重新颁布的《中央银行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由国民政府设置经营之”；“中央银行设于上海，其分支行得于各地设置之”。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设立。17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分别召开股东大会，修订章程，将总行设于上海。1930年，中孚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自津移沪。1931年，新华商业银行与中国农工银行由北平迁往上海。1933年，东莱银行从天津搬至上海，该行系1926年自青岛迁天津。1935和1936年，北四行中影响甚巨、在北方根基颇深的盐业、金城二行的总行，也分别从北平、天津移至上海。20世纪20年代末起，南京国民政府还陆续在上海设立了一些重要的非银行性金融中枢机构，如中央造币厂、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国建设银公司、中央信托局、中央储蓄会。这类机构的设立，也加强了上海在全国的金融中心地位。至1937年，上海有54家银行总行（全国共164家）、128家分支行（全国共1627家），均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另外，当时国内5家跨地区性的储蓄会（局），即中央、四行、四明、万国和邮储，其总会、总局都设在上海。国内12家信托公司，有10家设总公司于上海。国内最著名的保险公司也大多设总公司于上海。
其间，重庆也占据重要地位。至1935年，重庆有15家银行，其中四川省银行、重庆银行和聚兴诚、四川商业、川盐、川康殖业等9家为总行，其业务辐射范围遍及四川全省，有的银行与外省也有较多的业务往来。1938年7月底，金融界公认：“西南之金融中心为重庆。”1944年4月，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的规定，金城银行总经理处宣布在重庆成立，下设西南、西北、东南三个管辖行，形成了与在上海的金城银行总管理处对峙的局面。至1945年8月底，重庆有政府金融机构、地方银行和商业银行共94家，另有银公司、银号、钱庄及信托公司等24家，外商银行2家。毫无疑问，重庆是国统区资金融通与划拨的中心，是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1937年八一三战事起，上海银钱业不得不于8月13日至16日连续休业四天，这在民元以来上海金融史上还是第一次。中日战争爆发后，英商丽如银行在上海设分行后上海外商银行迅速增加。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国民政府旋即迁往重庆，作为政府金融机构的中中交农四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随政府西迁，各机构的总行、总管理处和总局，以及四联办事处(后改为实体性的四联总处)，均辗转迁往重庆，中中交农四行在上海的各分支机构只能勉强维持市面。1941年1月，伪中央储备银行设立后，重庆方面与汪伪在上海的“金融恐怖战”越演越烈，上海的四行职员一度人人自危。各行一度暂停营业。在此情况下，在重庆的四联总处决定对上海四行机构和业务采取收缩方针四联总处理事会决议。
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中国政治和经济中心自西南向东南地区的复归，上海作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除了日伪各金融机构被接收外，193家华商银行经过整肃，不久便有73家被允准继续复业。原先西迁的官方金融机构和其他商业银行，纷纷迁回上海复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业的英美等外资银行，也陆续重返上海。1946年11月底，上海共有507家金融机构，居全国各城市之首。1946年9月，当时全国唯一公开的证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从1946年起，上海还是国内唯一的黄金公开市场和最大的外汇公开市场。
（本文由陈沛雪据《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区域变迁》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