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货币供应量过多，货币是导致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凯恩斯则认为三十四年代的‘英国病‘所表现出的需求不足可以用增加货币量解决，货币成为走出大萧条的主要途径。而中立派弗里德曼就提出两边谁也不该相信。关于货币，经济学领域各学派各执一词，如此多的理论到底谁对谁错？”经济学院李维森教授（一直用“韦森”的笔名出版所有学术著作）在解释自己研究世界货币制度史的缘起时说，“判断对错的前提是对整个世界的货币历史有足够了解。所以我花了几年搜集整理了世界各国的货币史，这个过程也让我发现了目前各国关于货币的历史大都是铸币史，很少有人将货币看作一种制度现象，研究超越其本身的物质属性。从这一点上我确定了我的研究要着眼于货币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国货币制度史的历史比较。”
李维森团队的《世界货币制度史的比较研究》获得了201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该课题是一项极为浩大的经济史和货币史的研究工程，不仅要求研究人员对中外相关文献进行多年收集、整理，还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和专业能力。李维森认为，尽管在有历史记载的人类社会中均存在货币，但是由于在国家和不同文明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货币曾采取了不同的存在方式，例如，白银、黄金、贝壳、纸币、银行卡到手机二维码等，都曾作为市场交换的媒介和债务清偿手段而充当过货币。为此，该研究计划将世界制度史分为五个历史时期进行比较，分别是：从早期的称量金银货币到公元13 世纪左右的金银铸币为第一时期、近代商业革命到公元16 世纪商业银行出现为第二时期、17 世纪英格兰银行实行“金本位制”到1973 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为第三时期、纸币成为强制执行的法币到70 年代末信用卡的出现为第四时期、80 年代互联网出现至今为第五时期。目前，课题的前期准备已经完善，所需资料业已齐全，发表了一些与该课题有关的文章，研究计划持续时间至少在10 年以上。
李维森坦言：“准备立项时就有人劝我说题目太大了，太复杂。说来我研究和思考货币问题已经好多年了，但关于货币理论和货币制度史也是一时清楚、一时混乱。19 世纪的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曾说过‘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说明在货币领域的理论创新十分困难。虽然我的研究团队里集结了国内大部分对货币史和货币理论感兴趣的学者，但研究中的每一点仍需要小心谨慎，反复验证。”
如何看待货币制度史的研究？李维森说：“在进入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后，发现这个领域全是问题，但所有问题都没有确定答案。如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货币的扩张究竟是经济危机的原因还是解药？从20 世纪初直到现在，在经济学的各流派中就一直争论不休。所以，不梳理货币史，不研究经济思想史中的货币理论史，就无法对此做出判断，不知道谁对谁错。”
李维森表示，货币制度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是人类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货币制度史的最终意义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探讨货币的演变对未来社会意味着什么。“比如，2007 年发生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后，西方各国试行了多年货币宽松政策，猛发货币，却反而出现多年的通货紧缩。而严控货币总量的金砖其他四国和拉美国家则通胀率很高。这些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实际上向整个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因此不研究货币制度，不研究货币理论，不能算真懂了经济学，不能解释经济学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所以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和研究货币理论，研究货币与货币制度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根本性的关系。”又如，从现下和未来着眼，比特币的发展如何？央行将在互联网金融中处于何种地位？为什么日本发行了大量的货币仍然不能拉动经济增长？为什么金砖国家货币总量并不多，却一直存在通货膨胀？这其中有很多“现有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而所有的新观点和新研究方向，都需要有前人的铺垫。通过未来十几年的研究，留下几卷世界货币制度史的比较研究，填补学术空白，为后人研究提供便利，这是我做这项研究的最终目的。”这体现了李维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看法，也反映了他对学术研究的一种态度，“我今年六十五岁了，若年轻二十岁，我可能会集中全部精力投入纯货币理论的研究，以从货币理论上重新思考经济学。但现在到了这个岁数，又做了多年东西方经济社会制度的历史比较，在未来十几年里，我期望至少把世界货币制度史的比较研究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的研究领域开拓出来，加上2019 年将完成的货币思想史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至少可以从人类货币史和货币思想史两个方面为未来货币理论和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一些砖瓦材料，也在实际上为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演变和政府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历史和思想的资源。”
文/ 杜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