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2016年3月10日《文汇报》
复旦“庐山村”琐记
晓雪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从重庆迁回上海，“庐山村”是返回上海的复旦大学老师为PG电子安排他们入住的宿舍取的一个别名。笔者随父母入住“庐山村”，大学毕业后进复旦工作又再次入住“庐山村”，这个大学校园里的村庄，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一
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望道、陈恩风、陈传璋、张孟闻、全增嘏等一批教授，随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从重庆回到上海。
抗战期间上海江湾的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曾为日军占领，1939年日军在五角场附近兴建了当时远东最大的江湾机场，同时还在复旦校区内建造了一批军官宿舍。复旦从重庆迁回上海后，校方决定将这些日军遗留下来的军官宿舍分配给教师居住，复旦的老师们给它们取了庐山村、嘉陵村等别名，以纪念抗战爆发后复旦西迁过程中，曾在江西庐山作短暂休整，最后安顿于重庆北碚夏坝的嘉陵江边。
庐山村是当年日军留下的军官宿舍中相对条件最好的，由五幢三层楼 (实际为二层加一个阁楼) 的连体别墅组成。每幢别墅有四个门洞，皆为独门独户。五幢连体别墅除一幢面对村口、为东西朝向外，其余四幢皆为南北朝向，与东西朝向的一幢形成直角。当年我随父母入住的这幢楼，位于村口进来一条道走到底靠右边一幢，东首第一个门洞“17号”。
庐山村村口进来的那条直通各幢楼的大道，两旁和每家每户门前都种有一人以上高的冬青树。进了村即可见左右两边有两座小山，因为小山下是防空洞，所以称为小土堡似乎更为妥切，这是当年日军为防中国军机轰炸而建造的。这两座小土堡，给我们入住庐山村的孩子倒是增加了许多乐趣，记得小时候放学回来，常去那里捉迷藏或爬上土堡登高望远。
庐山村的房子结构很不错。每家人家都有石柱子形成的门廊，入了门廊是一个小园子，与隔壁人家以冬青树为界。过小园子上两个台阶即为正门，面对正门的是一个小厅，可作简易餐厅用。小厅右边通厨房，厨房另有一门通外面的小园子。从小厅可直接进入客厅。客厅光线充足面积较大，有十五六平米，靠厨房边还有一个日式榻榻米小间。客厅外面另有一个小园子，同样以冬青树与邻舍分隔。上二楼的楼梯在小厅旁，拾级而上至半设有卫生间，由分开的厕所和浴室组成，记得刚搬入时还见有日本人沐浴用的浴桶。二楼有南北二间卧室，南卧室较大，有十五六平米，光线好;北卧室较小，约十平米。二楼上三楼，半当中有一朝北的阳台，儿时的我常去阳台上看远处的风景。三楼实为一阁楼，仅六平米，只可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写字桌。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人，父亲陈望道是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新闻系主任、教授，母亲是复旦大学外文系副教授，他们都住在二楼，还有一个四川跟来的阿金阿姨住在底楼榻榻米房间。我一人住在三楼，把头伸出阁楼的小窗，可看到围墙外复旦农学院的马场。
当时入住庐山村的都是著名教授。我们隔壁一幢楼16号住的是著名的土壤学家陈恩风，1943年受聘入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任教授，1946年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任复旦大学农学院农艺系系主任;15号住的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和书法家郭绍虞教授，1950年院系调整后从同济大学来到复旦，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4号住的是著名的数学家陈传璋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应邀到重庆复旦大学创办数理系，任系主任，抗战胜利后，随校迁回上海，任复旦大学理学院代院长兼数理系系主任。我所在楼房前面一幢楼的12号 (最西面一个门洞)，住的是著名的动物学家、中国生物科学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张孟闻，1943年应国立复旦大学邀请到重庆任教授，1946年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任复旦大学生物学系主任。他们的后人，都是我入住庐山村后一起玩的发小。
除了15号郭绍虞教授的儿子是我们的郭大哥外，其他几个都是我的同龄人，当时都在与庐山村隔一条马路的、以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原校长李登辉的字“腾飞”命名的腾飞小学读书。该小学后来改名国权路小学 (现在“复旦附小”的前身)。儿时的我常去隔壁一幢楼14号、16号两个陈伯伯家玩，两家的陈伯伯、陈伯母待我都很亲切，如家人一般。炎热的夏天，常可在他们那里吃到可口的棒冰。小学毕业后我的几个同龄人进了江湾中学，我去了复旦中学。因张孟闻教授调任黑龙江大学，他的儿子张健龙随之去了东北，相互联系就少了，但我们在言谈中仍时不时提到他。一次，传说他在黑龙江游泳时出事了，但一时未得到证实。张伯伯退休回到上海后，我们几个还专门去看过张伯伯，此时方知张健龙确已不在人世，我们为失去了一位儿时的好友而悲痛不已。
住在15号的郭大哥，中学毕业后进了南京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我的同龄朋友，一个中学毕业后进了清华大学，另一个进了北京钢铁学院，都去了外地，我则在上海读的大学。大学毕业后，清华的同龄朋友当时因为是优秀毕业生，原可以自己挑选毕业后的工作单位，但陈伯伯和陈伯母却要他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结果去宁夏等地工作了二十几年后才调到南京。我大学毕业后在复旦当老师，北京钢铁学院的同龄朋友，因为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工作，我们又联系上了
二
1952年院系调整后，毛泽东任命父亲为复旦大PG电子长，因接待外宾需要，我们搬入了国福路51号一座花园洋房，在那儿一住就是二十年。1977年父亲去世后，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我们子女必须搬出，于是在1978年，我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又回到了庐山村，入住庐山村5号。搬家时，我蹬着从学校借的一辆三轮黄鱼车，我爱人手牵着两个孩子，那时大儿子才8岁，小儿子5岁，小儿子手捧着一只空的热水袋说:“妈妈，我也帮你搬家了!”
重新入住庐山村以后，我们的邻居是7号伍蠡甫教授和8号的全增嘏教授。伍蠡甫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美术理论家、文学家和国画家，早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学成回国后任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文学院院长、外国文学系主任，同时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全增嘏教授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先后任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1942年起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伍伯伯和全伯伯都是十分和蔼可亲的老人，我们和他们的后人也十分熟悉。
印象中全伯伯个子不高，好像还没有成家，是与他的老母亲和妹妹住在一起的，另外还有一个远房亲戚在一起生活。他的妹妹人缘很好，我们都叫她“小孃孃”。伍伯伯要比全伯伯高大许多，记得我去伍伯伯家楼上看过他画画，高个子老人弯腰作画实是辛苦。伍伯母常说我母亲蔡葵是他们的恩师，所以对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倍加爱护。那时我们家没有冰箱，每到夏天炎热时，伍伯母总会将冰好的西瓜切一块给我们送过来，至今记忆犹新。伍伯伯、伍伯母的子女不在身边，每到过年我们都会带着两个孩子过去给二老拜年。
在庐山村5号，我们依照父亲的遗训，上班勤勤恳恳为国家工作，下班勤俭持家，培养孩子成人。我的夫人不但在屋前屋后的园子里种了青菜、丝瓜、土豆等蔬菜，自己学着做馒头花卷等，还养了一只猫，给两个孩子带来许多乐趣。两个孩子也十分争气，从复旦小学毕业后进了复旦附中，高中毕业后一个进了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电子工程系，另一个进了同济大学建筑学系。我们在庐山村前后两次共住了约三十年，对“庐山村”可以说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我儿子后来每次从国外回来，也都要到庐山村来转一转，寻觅一下那儿时的感觉。
三
在复旦校区就读小学、入住庐山村和在复旦工作的经历，使我结识了许多复旦圈里的朋友。进入2000年以后，我们这些小时一起玩的朋友也都到了老年，开始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我的清华同龄人回到南京，因为尚有老母在复旦居住，也常回上海。因为郭大哥、北京钢铁学院的同龄朋友和我都在上海，每当他回到上海，我们常会相约去陈伯母家一起相聚、聊天，然后再一起去庐山村旧地重游。陈伯母是一位慈祥可亲的老人，那时已经八十几岁了，仍十分健谈，讲她自己因皮肤干燥全身发痒，晚上总睡不好;也讲一些我们儿时的往事，十分有趣。郭大哥退休后回到上海，曾送了一本他父亲的书法作品给我，那时我正在老年大学书法班学习，对那本书法集爱不释手。
陈伯母去世后，我的清华同龄人回到上海，又住进了复旦校区。一次我去复旦老年大学摄影班听课，竟然看到他坐在后排，才知道退休后他也爱好摄影。我们几个同龄人曾和郭大哥相约一起去国外旅行，首选俄罗斯、北欧或东欧游，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有深深的“喀秋莎”情结。结果我们和郭大哥夫妇参加了俄罗斯、北欧游，而我的清华同龄人一家参加了俄罗斯东欧游，出发时间仅差一天。有缘的是，在参观圣彼得堡“夏宫”时我们竟和我的清华同龄人一家不期而遇，留下了那十分难得的宝贵合影。
现在我们这些复旦圈里儿时的朋友，联系更密而且范围扩大。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时，我们成立了一个复旦教授子弟联谊会(筹)，人数有五六十人之多。他们的先辈，都是在各个时期各种工作岗位上为复旦的发展、为这个国家作出过贡献的知名教授，有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卢于道、漆琪生、卢鹤绂、李振麟、张世禄、吴文祺、朱东润、陈子展、刘大杰、谭其骧、吴浩青、吴征铠、严志弦、王恒守、吴斐丹、王鸣歧、焦启源、吴剑岚、李锡恩、杨岂深、赵敏恒、李龙牧、陈观烈、李铁民、周伯棣、索天章、朱伯康、严北溟、蒋天枢、周同庆、曹亨闻、周达云等。我们不定期地举行聚会，更多的是通过微信、Emai1的联系，使友谊长存。
2016年2月25日改稿于美国Metamora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