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政府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政治压力下，当时的上海市公安局会同英租界捕房西探，分别到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的住家，将他们逮捕并羁押到江苏吴县高等法院看守所。据史良说：“那时我是救国会负责组织工作的人，为了使工作不受影响，只好暂时躲起来，把组织工作交给其他同志。组织工作安排好了以后，我便于12月30日到苏州，向高等法院投案。”这就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
王造时在《自述》中说：“当我们七个人被关在苏州的时候，有人在李公朴主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好像是《中国的党派》。说救国会有两派意见：一派是正确的，主张拥蒋日，以章乃器为代表，一派是不正派的，主张反将抗日，以我为代表。我看到这本小册子很不高兴。我是主张逼蒋抗日的。现在我们都被关在牢里，却把我说成是反蒋抗日的，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认为该小册子说的与事实不符；公仆表示事前毫不知情，决定马上通知出版社停止发行。”
对此，我进行了查证，所谓《中国的党派》，就是《抗战中的政党和派别》，张执一著。据当时上海职业界抗日救国会领导人王纪华说：“张执一是参与领导上海‘各界’和‘全救’的。我没有查到王造时在牢里看到的版本。但是我查到了1938年的版本。1938年版第47页是这样写的：“在七君子被捕前一天，还在热烈地讨论一个政治问题。即是‘拥蒋抗日’和‘反×抗日’。前一派的意见以章乃器为代表；后一派以王造时为代表。前一派的意见是共产党以及无党派成见的人的意见的反映；后一派是国社党、第三党和王造时的小集团的政治意见的反应。后者极力攻击前者是向国民党投降，是共产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实后者才是受了托拉斯基、潘怀素等分子的挑拨和煽动。结果因共产党在救国会内部极力支持和大多数会员表示意见，前者获得胜利。”1939年版（又称补正版）第107页是这样写的：“……参加救国会并没有什么限制，只要他是主张抗敌救国，只要他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管属于什么党派，什么阶层。所以救国会分子，除了大部分是无党派的分子以外，其中国民党、共产党、国社党、民族革命同盟、第三党都应有尽有。”因为他们是这样的结合，所以各党各派的政治意见也常常在救国会内部反映。……尤其拿下企图挑拨内战分子，如××××等人，在救国会内尽了挑拨和煽动的能事。他们主张抗日和反蒋是联系的。他们极力攻击那些承认蒋委员长有抗日可能的人，是向国民党投降，是共产党的右倾机会主义。结果因共产党在救国会内极力支持和大多数会员表示意见，主张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获得胜利。”
如果两个版本对照起来看，1939年版本，章乃器和王造时的名字是不提了。但是“那些挑拨内战分子，如××××等人”，包括不包括王造时和王造时的小集团没有明确说明。在现在，这不算大问题，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但是在过去，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据沙千里在《漫话救国会》一书中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对二中全会宣言》（指1936年7月3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宣言》严正指出：“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关头，在此时刻，有两种不同势力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作不同的努力和活动。一种是少数民族汉奸的活动，他们挑拨内战，企图消灭抗日，而另一种是多数人民大众，……反对内战求统一，目的在消弥内战，促成抗日。”所以我认为，在当时这是一个政治原则问题；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是有影响的。
“文革”结束后，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原领导人徐雪寒写回忆文章，说：“王造时与国社党诸青年关系密切，倾向于那一边，所以主张‘反蒋抗日’。”
“文革”期间，“四人帮”造反派曾扬言，要掘地三尺，把汉奸、特务、叛徒……挖出来。王造时当时受迫害，被关在提篮桥达5年之久，被反复审查，好像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是漏网了。因此，对这个问题至今没有明确说法。我在这里抛砖引玉，希望能澄清这个问题。
先从言论上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王造时立即发表《救亡两大政策》一文，主张对日实行抗战，对内实行民主。他说：“事到如今，不是我们对政府发牢骚的时候，更不是我们闹党见的时候。我们现在应该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找出根本有效的政策，……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本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 “我们要停止一切内战，‘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1933年5月21日，王造时发表《五月十五日的主张》，重申《救亡两大政策》的意见。说：“经过二十个月的功夫，到现在我的思想，一点也没有变。”“近来我看到政府与共产党在江西相持不下，同时看到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劝共产党一致来归的文章及共产党首领毛泽东、朱德愿意一致抗日的言论，使我觉得有提出一个新的主张的必要。”这个新的主张就是国共有条件的妥协。“王造时要求国民党当局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现在我们的大炮飞机不用去打日本，而用去打共产党；我们三十万好军队，不在前线抗日，而在江西剿共。长此下去，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只有让日本来一块一块割去。……我认为共产党不是普通的土匪，乃是有组织有纲领的政党，并且是政治腐败与专制的反应，不是剿杀所能了事。‘九•一八’以后，也剿了几次，也没有成功。共产党的势力日益在那里蔓延。这种事实，就是没有抗日的前提，也应该可以使我们觉悟，改变政策。何况有抗日的前提摆在我们的目前呢？”王造时批评国民党的同时，也要求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应该改变政策，与国民党妥协。
再从行动上看。“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仅在报刊上，PG电子的课堂上大声疾呼团结抗战，而且用实际行动，组织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王造时都被选为常务理事。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王造时积极参加上海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支援国民政府十九路军英勇抗战。与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翁照垣等高级将领结交为朋友。
因为他的言行触犯了当局。1933年7月，当局密令全国各大学不许聘请王造时教书，原有聘书的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上海法学院也把聘书收回。企图断绝王造时生计，迫使他屈服。王造时没有就范，他在章士钊的帮助下，挂牌当律师；在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帮助下，译书拿稿费，继续维持生活。特务把他列入暗杀名单，生命悬于一线，朝不保夕。但是，他团结抗战的爱国思想，没有泯灭。经过一年多的缄默之后，1935年4月，他把1931年9月18日至1933年12月31日发表的文章收集起来，出版《荒谬集》。在序言中他明确指出，因为我在言论上的罪名是“言论荒谬”。在我个人看来，则认为这种言论或许过于“正经”，或许太不“荒谬”。再次肯定他自己在这一时期团结抗日的主张。
再从王造时得知中共《八一宣言》后的言行看。王在十分苦闷中，听到了中共的呼吁，感到非常兴奋，由衷地赞成。于是他又马上积极地投入到团结抗日的运动之中。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北平学生爱国精神，鼓舞着全国人民的抗日勇气，受到全国人民的敬佩。
事隔三天，12日，王造时即与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1936年1月9日，王造时与沈钧儒、潘大逵等60余人成立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28日，上海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以及上海大中学生救国会等团体的代表和其他爱国人士在上海总商会礼堂举行纪念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推举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陶行知等为执行委员，统一领导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6月2日，沈钧儒、章乃器将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宣言》、《纲领》等文件，亲自送交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希望当局认可，争取合法公开。吴铁城不仅不予承认，反而恶言相加。说：“你们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又有独立的主张，那不就是要另组政府又是什么呢？我现在宣布你们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非法组织，命令你们：一、立刻写好通告，解救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二、把所有印刷品送到市政府来，以备销毁。否则今天便把你们拘留起来！你们要做民族的英雄吗？那就让你们尝尝民族英雄的滋味吧！” 沈钧儒、章乃器当然不是几句恐吓的话就能吓倒的人。他们争论很久，达到了向政府报告的目的。再也不能称救国会为秘密组织了。
在这样情况下，救国会内部不可能没有意见分歧，不可能没有争论。南京救国会领导人孙晓村说：“上海救国会在接受中共的方针、政策时不是没有争论的，具体表现为沈钧儒、邹韬奋、钱俊瑞为一方，章乃器为另一方，王造时则属于中间力量。王造时在上海教育界、文化界中是比较有影响的。”
下面说说我的看法：
张执一说章乃器是主张“拥蒋抗日”的。因为他于1938年9月1日，在《申报》上发表了《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认为在全民抗战实现后，我们应该少作政治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因此，这样判断是合理的。
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标志着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终止了，迅速向“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发展。可是，“联蒋抗日”的“联蒋”是双向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十年内战结束。“七七”事变后，1937年7月11日，中共再次向南京政府诚恳表示，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9月23日，蒋介石才公开表示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可是，在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1941年1月7日，在蒋介石“一网打尽，生擒叶项”密令下，上官云湘指挥八万之众，围攻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些事实，记忆犹新！
关于“反蒋抗日”问题，王造时争辩说：“在救国会运动中，我反对蒋介石不抵抗的情绪是比较激烈的，认为只有联合和发动一切抗日力量，逼迫他非抗不可，不抗就要垮台，才能有使他改变不抵抗政策的可能。”从“九•一八”事变后，他一直坚持“逼蒋抗日”的主张。即使在“七君子”事件前夕，与人争论抗日问题时，真的讲过“反蒋抗日”的话，也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把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批高级将领扣押起来厉害吧！两件事相隔时间只有约20天左右。张、杨言行定性为“逼蒋抗日”；而把王造时余人争辩时的一句话，定性为“反蒋抗日”。何况在国民党的牢里，他已经否定讲过这样的话。这样做公平吗？
我认为，历史地看，相比较而言，王造时的“团结抗战”、“逼蒋抗日”的主张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积极主动的，应该载入史册！（作者系社科部退休教师）
